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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释性展览”: 试论当代展览阐释的若干问题

2020-02-27

一、导  言


早期博物馆通常政府预算充足,主要职责是收藏和研究。当前至少75%的博物馆都是二战后创建的,数量激增导致政府资助显著下降,其他收入则不断增加,博物馆不得不“俯身”关心社会大众。同时,随着民族主义和政治独立运动及工业革命带来的民主化变革,博物馆蜕变成非营利组织或第三部门,社会价值最大化成为其首要目标。博物馆作为一种文化是一定经济和政治的反映,无论理念还是实践均出现革新。理念上,从“藏品首位”走向“观众中心”。实践上,经历“从优先考虑展示物件,到强调传授物件相关知识,再到重视物件之于观众的意义构建”的发展历程。这种世界范围内的博物馆革新自20世纪80年代起对我国产生影响。博物馆需重建与观众的关系,以彰显其在现代生活中的独特价值。

在此背景下,“阐释性展览”应运而生。它主张纳入观众视角,促成观众参与,已从“减少实物展示,增添辅助展品及语词符号系统”等无意识的阐释现象,变成需有意识加以概念构建的研究对象。鉴此,本文以“阐释性展览”为研究对象,围绕此类展览的定义、在我国实施的困境,提出针对性的原则及对策,以期推动阐释性展览在基本概念、理论框架及通用做法方面的学术对话和理论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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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博物馆学视野下

阐释性展览相关概念的界定

(一)阐释概念的界定:从教育活动波及主要业务


“阐释”(interpretation)一词从语义学来看,前缀inter代表在“在……之间”;词根pret=value,代表“价值、估价”,引申为“表达”。因此,interpretation的字面意义为(信息)由一方向另一方/多方的表达。此概念出现在公元前4世纪,但相关研究则始于20世纪的哲学领域。博物馆学有关阐释的文献可追溯至20世纪50年代,并呈现两大特点:从文化遗产进入博物馆领域,从教育活动波及主要业务。


在美国,博物馆教育活动也被称为“阐释”。更准确地讲,这种“阐释”实践最早出现于美国教育活动的口头陈述中。文献研究则始见于弗里曼·蒂尔登的《阐释我们的遗产》一书,他指出“阐释”是“通过使用原始物件、一手经验或解释性媒介来揭示意义和关系的教育活动”。阐释最早指向的基本是教育活动,教育人员身为阐释者是与观众互动的催化剂。


然而,阐释的对象和范围却在不断演进,由此引发内涵的嬗变。1986年,戈登·安巴克指出所有博物馆活动都是“阐释性的”。爱德华·亚历山大等也认为博物馆阐释包括展览、青少年活动、公众项目、出版物等。面对这种变化,阐释概念应如何重新予以界定?以贝弗利·瑟雷尔、美国国家阐释协会等为代表的观点指出阐释应带有鲜明的观众取向,强调与观众发生联系,取决于观众的参与及其程度。综上,笔者认为博物馆领域的阐释是指采用某种沟通媒介,向观众传播藏品及其相关信息以促使观众参与的过程。媒介是博物馆的一切活动,目的为促使观众身心两方面参与。


(二)阐释性展览概念的界定:以观众参与为标准的展览类型


究竟何谓阐释性展览?以瑟雷尔、罗伯茨为代表的学者均指出阐释性展览是为观众提供意义构建内容和方法的展览,观众由此获得非标准的个性化体验。结合前文所述的阐释概念,笔者认为“阐释性展览”是指以展览要素为沟通媒介,向观众传递藏品及其相关信息以促使观众参与的展览。“展览要素”包括实物及其组合、辅助展品及其组合、语词符号系统等,“身心参与”的结果即为个人意义构建。而“非阐释性展览”是指以展览要素为沟通媒介,向观众传递说教信息,仅用作物件识别或欣赏的展览。可见,区分两者的根本标准在于能否促使观众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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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国策划阐释性展览面临的困境


20世纪80年代以来,阐释性展览悄然问世并获得初步发展。其按主题组织物件和策划展览,物件选择更多虑及的是能否揭示主题、重建信史、透物见人,而非价值连城。尽管这类展览的阐释内容在加深、手段在丰富,但仍有相当一部分有阐释意愿的展览尚保留着非阐释性展览的痕迹。展品选择和内容构成并非服务主题阐释,而是借主题统摄之名行精品展示之实。这种过渡时期不同展览类型交织的现象,反映的是转型期策展人理念与实践的革新,也是其由被动无意识追随到主动有意识创建的必然历程。当前我国策划阐释性展览主要面临五方面问题:忽视阐释的整体性;主要依赖文献,而非实物所载信息;习惯于百科全书式地说教;难以与观众建立关联;重视手段创新,而非内容阐释。


产生上述五方面问题的原因可归为四点:第一,虽然近几十年已出现一批有关展览理论和实践的优秀论著,但总体而言,针对策展通用标准的系统探讨尚且不够;第二,由于起步晚,不少专家策展人或职业策展人还处于摸索成长阶段;第三,观众研究及其成果应用不容乐观,策展时容易“想当然耳”定义观众,对其认知特点和学习行为相对不熟悉;第四,策展人成长于应试教育模式下,当博物馆首要功能被确定为教育时,容易习惯性地落入灌输式教育的窠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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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阐释性展览的策划:

促使观众参与以提升展览传播效应


如果说非阐释性展览只是冷漠地呈现,观众的参观方式是欣赏式观察,那么阐释性展览则是热情地邀请,观众的参观方式是参与式理解。其不仅需要揭示展品丰富生动的物载信息,还需要将其二次转化为观众能感知和理解的多元表达,同时需将两者在空间语境下予以合理的重构和组织。一场精彩的阐释性展览必然是贯彻非正式教育理念;深入了解观众想法、需求和偏好,制定认知、情感和体验目标;去芜存菁地择取主题与内容,从内外部给予藏品和研究支持;充分熟悉空间形态下的认知与传播技术,为不同公众创造优质的实体体验。它带来的将是展览内容构成和组织方式的重大变革,更是博物馆和观众主从关系颠覆的一场革命。若能根据我国当前困境,抓住其中的核心内容,纲举目张地提出对策,将有助于站在观众倡导者视角将他们融入展览故事中,实现从被动访问到主动参与甚至合作生产,以促成理解和情感联接,革新“观众中心”仍流于形式的旧貌。为解决这一策展新时代所涌现的新问题,笔者尝试提出策划阐释性展览的三大原则和七维度模型,以提升展览传播效应。


(一)策划阐释性展览的三大原则


在策划阐释性展览时,首先应考虑采取怎样的原则以明确策划此类展览的价值取向和行动指南。博物馆相关领域对“阐释原则”的最早研究同样出自《阐释我们的遗产》一书,蒂尔登提出“阐释的六点原则”。实际此书出版后,蒂尔登还发表了一些富有启发性的文章,萌发出五条新的“阐释原则”种子。除蒂尔登外,亚历山大也围绕“良好的阐释”做出思考并提出“五大要素”,但在笔者看来,其探讨的同样为阐释原则问题。笔者借鉴蒂尔登强调的阐释方式和亚历山大主张的阐释内容,提出阐释性展览围绕“物、人和技术及其关系”的三大原则。


第一,传播中的物是阐释的主要信息基础。物均可被阐释,需系统、深入地加以研究。物的研究成果是策划此类展览成功的重要原材料。


第二,传播中的人是信息阐释的核心服务对象。通过对前期的动机、期待、类型等,过程中的行为和心理,结果的长短期效益,开展长期调查、评估或研究,并将结果应用至阐释。


第三,传播中的技术是促成人在观展时参与其中并达成理解的媒介。可依靠实物及其组合、辅助展品及其组合、语词符号等,致力于物和人的相关性及介入方式的多样性,来帮助实现内容的整体性、逻辑性和层次性。


原则不能被奉为教条,须因博物馆性的改变而更新。唯一不变的内核可被浓缩成一条——“爱,对自身存在的爱,对大众的爱……和对沟通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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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策划阐释性展览的七维度模型


1.确保展览的整体性——制定并贯彻传播目的


展览展出什么,由传播目的决定。瑟雷尔指出“一切背后皆应有一个传播目的”。有效的传播目的能聚焦、说明和约束展览的性质和范围,为策展团队提供明确目标,又可作为评估依据。因此,当展览具备各级传播目的时,策展团队将拥有一个共同标准,用来指导展览要素的取舍、组织和表达,使之成为具备逻辑性和凝聚力的整体。什么是传播目的?它是有关展览内容的一种表述,一个完整有效但不复杂的句子,由主语、谓语和结果构成。它能阐明主语是什么样或怎么样的,如美国纽约科学馆的“演化与健康”巡展将传播目的确定为“每一次适应都会对我们的健康产生影响”。但传播目的并非展览主题、产出或目标。如“该展有关宋代市民生活”为展览主题;“该展围绕狗日常的一天呈现生物学信息”是展览产出;“观众将通过展览增进对海派文化的了解”,则是展览目标。它们均非传播目的,因为都未明确表达主语是什么样或怎么样。如何制定有效的传播目的?达成共识非常重要,传播目的通常需由整个团队反复讨论和编辑,而非简单投票或主策人决断,以便成员真正理解并达成共识。